6月21-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北京召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一致性评价工作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企业要有取有舍，选择最有把握的品种，做好基础研究，选好参比制剂，尽早开展试验。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多个会议上了解到，目前业内普遍认为紧缺的临床资源已成为除了参比制剂之外掣肘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第二大要素，这一困境自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后更加凸显。对此，来自业内多个领域的专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管控风险因素，受试者数据库亟待建立

设想一个场景：某个餐前餐后生物利用度相差数十倍的仿制药，企业历经千辛万苦获得参比制剂，努力把四条溶出曲线做到与原研药一致，预生物等效性（BE）试验一切顺利，然而在正式BE试验中，一位受试者由于饥饿难耐在空腹给药前忍不住吃了一块偷藏的巧克力，生物利用度数据出现了相当大的误差，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企业无法通过BE试验。
事实上，上述场景可以通过试验前预估暴露水平影响的敏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然而有些受试者行为则脱离了企业可以掌控的范围，比如临床试验受试者在A医院参加完BE试验后紧接着又去B医院参加BE试验。
“一个受试者几乎同时参加两个试验，检查组会评定为资料不合格，监管有问题，这也是去年722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中很多企业落马的原因。”有专家表示，企业无法追溯和核实受试者的信息，可谓“躺着也中枪”。
据记者了解，为了避免一个患者同时参与不同的临床试验，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临床试验受试者数据库，录入受试者的姓名、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以便临床试验机构筛查是否存在重复参加试验的情况。“鉴于中国临床试验数量较多的处境，我们也应该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具体由第三方机构还是监管部门管理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位熟悉国外GCP检查的专家表示。
上海医药集团科研发展部总经理柯樱在第16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建立包括Ⅰ期临床试验、BE试验的受试者数据库，每一个做试验的人都来登记。如果要做得更细致，应该采取健康受试者持证上岗机制，这样整个风险就得到了控制，整个BE试验的价格也会得到大幅度下降，效率就能够提升。”
记者从国内一家开展临床药理服务的CRO公司了解到，目前有大量仿制药企主动找到CRO公司开展一致性评价，主要是希望通过后者的渠道联络到合适的临床机构开展BE试验，其中以中小型企业居多。

评定风险等级，专业临床试验机构需产业化

距离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任务的时间并不宽裕，有行业研究机构按照现有临床试验基地数量和获得《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认证的机构数量乐观估计，2017-2018年共可以完成2000个左右BE试验（不考虑工艺改进的时间），仅完成需要进行BE试验数量的不足10%。
“大多数通过GCP认证的医院为三甲医院，需要考虑经济效益，医院床位的临床经济效益远远超过BE试验带来的效益，这是提高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维欧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张侃音指出。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呼吁放开临床试验基地，以解临床资源短缺的燃眉之急。他们认为，BE试验和一般的Ⅰ期临床试验以药动学参数为主要评价指标，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没有必要按照Ⅱ、Ⅲ、Ⅳ期临床试验那样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在柯樱看来，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放开准入不失为一种策略，“政府的管理目标，第一是保护受试者的安全，第二是要获得真实可靠的临床数据，所以只要把握住这两个底线就可以往下做。”
“对于绝大多数基于健康受试者的BE试验，只要符合GCP监管的要求，完全可以学习国外把它挪在医院体系之外。”柯樱建议国家下一步可根据管理的风险等级，对临床基地进行细分的专业化管理，允许具有资质的非医疗机构来承办独立第三方的生物等效性试验。
据悉，包括美国在内有多个国家的临床试验不完全由医院承担。以某中东国家的一家临床试验机构为例，该机构专职进行临床试验，1997年到2014年间完成1100多项生物等效性试验，在整个临床试验中占据较大的比例。此外，该机构内部建立了HPLC等分析方法，曾通过美国、欧盟、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多次检查。
上述熟悉国外GCP检查的专家表示，“国外专业的临床试验机构通过建立专业的团队，可以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业务量也在不断扩展，这对于我们具有借鉴意义。要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专职从事临床试验的机构，以国际化水准做好临床试验。”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临床试验作为一个规范化发展的产业，才能有效地阻止造假行为；临床试验机构一旦造假，就无法获得订单和利润，从而自动被市场淘汰。”某仿制药企负责人向记者坦言。